新一轮人才争夺战得与失：重塑未来区域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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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人才新政仍在不断出台。
  4月1日，西安市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落户西安人数达24万余人，已接近去年全年25.7万人的落户总数。
  4月8日，成都高新区发布的《实施“金熊猫”计划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政策》称，到2025年力争引进2万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打造全球人才活力区。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人才成为了中西部城市追赶东部城市的重要砝码。但与此同步出现的问题却是，在人才向部分优势地区集中的同时，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才空心化问题也将更加突出。
  如今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主任许宁发言时称，各个地方出台的人才吸引政策，或加大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难度。
  因此目前愈演愈烈的人才争夺战或导致中西部城市呈现两种走势：一方面是具备人才吸引能力的城市，有望借助大量的人才落户增强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一些欠发达的区域，其人才招聘难度或进一步增加。
  而由此产生的问题显而易见，已经吸引大量人才落户的城市，是否能够真正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城市经济发展新动力？而面临人才空心化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如何才能扭转这一现状？
  就此，21世纪经济报道对成都、西安、武汉、贵阳、兰州等多地的中西部城市的产业现状、人口结构、人才政策进行梳理，希望能对目前的人才争夺战现状有进一步了解。
  年轻人是城市的未来
  如果将本轮的人才争夺战进行区域化比较，可以发现，尽管北京和上海也加入了人才争夺行列，但细读其中的落户政策可以发现，其引才主要瞄向具备较高的学历和技术等级的专业人才；但包括成都、西安在内的众多城市，则不仅希望能够吸引高校毕业生落户，也希望吸引优质人才落户。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是继农民工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回流后，新一轮的人力资源回流潮。这是因为，在过去数年，整个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动一直有着明显的趋势，即向东部沿海转移。
  根据蚂蚁金服在2015年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流向报告》显示，当年在所有选择更换城市的毕业生中，有一半都流入了广东、浙江、北京、江苏、山东、上海这6个东部省份或直辖市，同时中西部地区大学生向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净流出的状况。
  就此，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随着最近五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人才逐渐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本轮人才争夺战所表现的突出特点，就是与沿海城市相比，中部和西部抢人才的动作大一些”，叶青说，“这和沿海地区人才资源相对饱和，同时制造业开始调整转移至内陆地区有关”。
  兰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牛铮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过去中国产业结构较为低端，人力资源消耗是当时产业的主要特征，“因此当时经常发生的用人荒，不是人才荒，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调整，中国的产业发展需要大量中高端人才，因此本轮抢人大战的本质是对人才的追求。”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人才大战的出现，和长期的人口生育政策有关”，牛铮超说，“很多城市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一些一线城市的老龄化占比达到了20%，西部的一些城市也比较严重，因此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特征。尤其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壮劳动力短缺”。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在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的大背景下，一个城市的人口结构可能决定了这个城市未来的兴衰，因为这意味着人口结构更年轻的城市会拥有更大比例的生产者”，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刘璐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刘璐认为，现在每抢到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就是抢下未来十几年城市主要的劳动力和贡献者。同时另一个大背景是中国将进入老龄化，所以现在抢年轻人，就是为城市未来十几年持续提供竞争力。
  西部补短板：政策、平台、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部地区人才吸引政策逐渐趋同，但抢人大战的目的却各有侧重。
  根据成都市2017年发布的《人才白皮书》显示，2016年成都市人才净流入分布中，机械行业人才净流入占比排全行业第一位，高达12.50%；排在第二、第三位的是建筑、电子信息，其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9.30%与8.80%；计算机则以8.40%占比，名列第四。
  而上述数据显示了成都市产业的发展方向，即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是这座城市的主导产业，成都的人才缺口亦主要在上述领域。
  如成都市高新区近期出台的“金熊猫”人才政策提出，对于重点企业新引进的电子信息人才给予支持，5年内给予最高总计12万元的生活补贴。
  “西安在本轮人才争夺战中表现得非常突出”，长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王圣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西安抢人的关键，除了为产业发展奠定后备基础外，也与城市规划有关”。
  进一步讲，根据规划，2020年西安市域人口规模要达到1070.7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870.57万人。但截至2017年末，西安市的常住人口仅90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西安需要进一步扩大人口增量。
  刘璐认为，中西部城市相对于东部沿海来说，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等总体来说处于劣势，但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对年轻人有着较大的吸引力。特别是进入互联网和高铁时代以后，中西部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相对于沿海的劣势，正在被新的产业形态和交通组织方式所抵消，因此这一轮中西部城市的“抢人大战”，可以看作是这些城市后发优势的一种集中体现。
  后发优势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如目前成都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的研发实力亦全国领先；而武汉则有望在新能源汽车研发与生产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在此背景下，随着上述地区放开落户限制，提供一系列财政补贴，2017年其人口规模开始急速增长。
  数据表明，2017年西安落户人口增加超过20万，武汉、成都户籍人口分别增加19.8万人、36.4万人。
  “接下来的关键是，西安对于省外人才的吸引力如何展现”，王圣学认为，“西安作为西北经济的龙头，能否展现出足够的影响和带动力，有多少省外人才愿意落户西安，是一个重要指标”。
  事实上，西安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亦和当地的产业结构有关。中软国际高级副总裁张崇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2016年中软国际在西安招聘了8000多人，且都是西安本地人才，且以当地高校毕业生为主。
  张崇滨表示，过去西安主要以军工企业为主，一定程度限制了人才就业的渠道，导致人才外流，而随着西安创新体制的放开，如中软国际等企业的进入，将有利于推动西安产业升级改造，并留住人才。
  王圣学认为，如果要进一步扩大西安对人才的吸引力，应该多向长沙学习如何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长沙的民营经济比西安高出3000亿左右，我们需要弥补这个差距。
  但与武汉、西安、成都等有后发优势逐步显现的城市不同，西宁、银川等一些城市，在本轮人才争夺战中，却略显焦虑。
  数据显示，兰州2017年人口增加了4.1万，尽管同比增幅达到86%，但与中西部其他省会城市相比，依然较低，而西宁2017年常住人口增量不足两万人。
  因此才会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主任许宁在今年两会期间的公开呼吁：希望各个地方政府停止抢人大战，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帮助西部地区吸引人才落户。
  而牛铮超亦担忧，随着抢人大战的不断深入，会造成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人才差距不断拉大，此举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整体协同发展。
  事实上，对于人才短缺的忧虑，即使是在拥有40余万名在校大学生资源的贵州省同样存在。
  根据《贵州人才发展白皮书（2017）》显示，到2020年，贵州人才资源总量需求将由2015年的389万增长到530万人。其中，包括大数据人才、大健康人才、大生态人才、全域旅游人才等重点产业的人才需求缺口达到30万人。
  而在2016年，贵州高校的应届毕业生仅12.4万名。同时，截至2016年，贵州省每万人口的人才密度仅1200人左右，而同期成都市其每万人口的人才密度达到2566人。
  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中，数家在贵州省落户的大数据企业负责人称，人才缺口导致了企业发展受困。
  对此，贵州翼云大数据培训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与成都、西安等城市不同，即使放眼于整个贵州，其每年可提供的大学毕业生资源都较少，“要么从外省吸引人才，要么就省内想办法培养人才”。
  进一步讲，许懿认为，贵州大数据发展过程中，拥有技术背景的基础人才的缺口很大，因此除了进一步想办法把大学毕业生留在贵州外，通过职业教育方式，培养大数据方面的专业技能人才，成为了贵州在西部“抢人大战”中的差异化竞争策略。
  牛铮超建议，国家应该制定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人才吸引政策，“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在西北地区实行的地区津贴制等特殊制度政策，有效地调动人才向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的流动，有序和平衡地发展经济。而在下一步，也希望国家能够在人才政策上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西部地区也应该重视目前已有的倾斜政策。“如国家政策对引进海外人才和千人计划人才对西部有倾斜，这些政策可以为西部所利用，所以这些城市如果利用好国家政策，未必是本轮人才竞争中的失败者。”
  此外，陈光认为，在寻求外部解决条件时，西部城市也应该积极进行人才政策调整，如何提供人才发展更好的事业平台，同时给人才发展相适应的更好的待遇。
  高校毕业生：短期看薪资长期看户籍
  与北京、上海依然未放宽落户限制不同，本轮中西部城市抢人大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尽可能地向大学毕业生敞开落户大门。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位于中西部地区的西安、武汉、成都均以超过70万人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王圣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对于这些城市而言，留住大学生比对外吸引人才更重要。
  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不同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却表明了另一个观点：户籍、买房和由此涉及到的子女教育等问题对于很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而收入薪资是否符合预期、未来工作的发展前景与平台大小才是他们在选择工作地点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毕业于四川大学，目前从事程序员工作的李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平台很重要。现在他就职于成都一家软件公司，“这家公司是业内领头羊，同事都是行业内最顶尖的人才，可以学到很多规范的东西”，李杰称，“有诗和远方，也需要眼前的苟且，说直白一点，就是这家公司给出的薪资、福利待遇都很好。”
  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魏鹏则是拿到了当地某国企的录用通知，虽然还没有确定工作岗位，但她和家人都比较满意这份工作。“决定这个工作是觉得国企比较稳定，另外我在选择工作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其实是薪资待遇问题，如果薪资不错的话原则上在哪个城市就业都是可以的。”
  但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交谈中，魏鹏似乎并没有将这份稳定的国企工作作为长期性的打算，“以后肯定会跳槽，会去尝试其他的工作，年轻还是会多闯一闯。”
  而只有在谈及到长期的工作计划时，不少大学生则表示户籍和房价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王圣杰本科学习的是药学专业，但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发现，因为专业的限制，大部分药企都是在一线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的城市。
  “所以北京是我现在的首选”，他说。但提到未来是否会将北京作为长久发展的城市时，他坦言如果计划长期留在北京，有没有住房与户口，关系到社会保障福利和子女上学问题，户口问题如果确实难以获得，就会离开北京，“也就是说可以在北京呆一段时间，但没户口的话就不会考虑一辈子在北京了。”
  就职于西安某人力资源中介的古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户籍政策对于社会招聘人群的吸引力较强。因为人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需要考虑房子和子女教育问题，这是比较重要甚至是首要的，所以这些人愿意来相对容易落户的新一线城市。而这方面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并非那么重要，“落户政策只是大学毕业生考虑是否在一座城市就业的加分项，而非决定性因素。”
  “西部对人才的吸引力与西部城市逐渐展现出的区位优势、发展期望直接相关，而这些城市出台的一些人才、住房补贴等等配套政策只是一个辅助性激励手段而已，吸引人才还是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卫生教育医疗、生活消费指数等等都是核心”，四川大学教授姜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